被查贪官会怪谁?
来源:黑龙江省纪委 发布时间:2018-06-08 10:35

  大凡一些贪官,被查后都会为自己的腐败堕落找些客观理由,并对落到今天如此不堪的地步怨天尤人,愤懑不平。他们不是反躬自省,而是嫁祸于人,怪来怪去,无非是——


  怪举报他的人。很多贪官犯事后,起初想的最多的问题就是,是谁把他告了,是谁这么“歹毒”,猜到谁就咬牙切齿,恨不能将其食肉寝皮。有时他还会试探性地询问办案人员:“告我的是不是某某?”当被否认后,又直言相问:“是谁在整我?”似小偷般,不思己恶,只怪高喊捉贼的人。


  怪查处他的人。广东省国资委原主任刘富才,面对省纪委办案人甚至说出这样的话:“比我事儿大的也有,你们为啥不查他们?”似乎纪委只是专门找他的茬儿。


  黑龙江有一个原市委书记,疯狂敛财几千万,曾对办案人员说:“你们撂倒我是拿我祭旗呀!”言外之意,他倒了不是因为自己“有病”,查处他是政治形势的需要。


  怪行贿他的人。很多腐败分子都有自己的“高论”。海南省东方市委原书记戚火贵:“我做人做官对得起自己的良心,从未向人要过一分钱,但有些人老是上门送。”


  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:“我过多地与老板特别是那些怀着不可告人目的的不法商人搅在一起,一不小心掉进了泥坑。”


  河南省开封市委原常委、组织部原部长李森林的“受害者情结”更浓:“现在,逢年过节送钱送物仿佛成了潮流,送礼者都是那么理直气壮。所以,躲得了今天,躲不过明天;躲得了这个人,躲不过那个人。”


  笔者采访过的一名当过组织部长的贪官,他在到案后先是抵抗了几天,后来索性一股脑地“竹筒倒豆子”,把给他送礼、行贿的一百多人全都交代了,包括送他两三千元的人。笔者问他为何如此,他答:“我恨他们!他们不给我送,我怎么可能进这里来?”


  这些人都没仔细想想,倘若自己真的做到谁送也不收,他怎么可能“进来”呢?


  怪没管他的人。这样的腐败分子不在少数。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:“如果组织上早提醒或早处理我两年,我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不至于这么大,自己犯的错误也不至于这么严重。”


  甘肃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、原董事长李人志:“如果纪委、检察院能够定期不定期地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进行预防腐败、廉政警示谈话,我可能就不会犯罪。”


  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:“假若江西的新闻媒体敢于监督我这位省委常委,我有点绯闻,他们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道我,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。”


  说起组织对他们没有“教育提醒”,实在是荒唐得近似可笑。各级纪委每年的全会精神他们不知道吗?在有关会议上要求别人廉洁从政他们没讲过吗?各地或者就是身边的腐败案例通报、新闻他们没读过吗?对干部“要堂堂正正做人,干干净净干事”的要求他们没听过吗?难道这些无时无刻的要求不是教育提醒?拿着不存在的伪命题对组织抱怨怎能让人信服啊!


  贪官们的这些高论听起来貌似有理,甚至能博得不明真相之人的些许同情,可他们骨子里还是把犯罪的动机和根源归结为外因,而缺少灵魂深处真诚的自责反省。


  明代永乐年间,明成祖朱棣决定第三次亲征漠北的鞑靼,命令户部尚书(相当于现代财政部长)夏原吉拨款。可夏原吉力陈国库空虚的理由,拒绝拨款,并对讨伐一事表示反对。朱棣龙颜大怒,不仅将夏原吉投进大狱,还依照明代惯例进行了抄家。未承想,在财政部当了6年“副部长”、15年“部长”的夏原吉,家中竟然“除布衣、陶器等日常用品外,别无它物”,是一个难得少见的清官!


  明成祖率军出征,后来因粮尽退军且在归途中病逝,但死前幡然悔悟,对左右说:“夏原吉爱我!”于是,太子朱高炽将夏原吉大赦出狱,官复原职。


  假若夏原吉是个贪官,按明律不但要被满门抄斩,还要被诛灭九族的。但是他干净清白,抓不到他任何污点和治他死罪的借口,让震怒不已的皇帝奈何不得,也因此为自己被平反昭雪赢得了转机。


  《礼记·乐记》有曰:“好恶无节于内,知诱于外,不能反躬,天理灭矣。”所以说,人生最大的敌人还是自己。贪官怪他人检举、怪组织查处、怪别人诱惑、怪监督缺位,甚至怪老婆无情、情人不忠、儿女不孝、小偷不义等等,就是不怪自己直路弯走,越从政红线、破做人底线,自甘堕落、自取其辱。他们不好好想一想,自身若是一个清廉的好官,就是神仙想给他治罪又从何下手呢?! (冰城樵夫)